第六四九期「市場畢解」的〈只是交賬〉和「熱線追擊」的〈楊牧谷眼中的壞鬼神學〉巧合地指向類同課題──聖俗二分使信徒在工作找不到意義。然而筆者卻恐怕「聖俗二分」未必是真兇。沒有將聖俗二分的信徒，仍有一個很現實和普遍的理由工作得不投入──現在的工作內在意義已大不如前，所以才有意無意地（也是合理地）尋求非工作本質的外在意義。
內在意義與外在意義不同，「工作使我可以傳福音」、「工作讓我和我所愛的家人餬口」、「公司同事很好，成為我的好朋友」、「工作使我有錢資助機構事工」等意義全屬後者，因為這與工作的內容沒有直接關係，只是人外在地賦予它一點意義而已。內在意義則多被理解為「工作是神設立要我做的，而且可以實踐創造、管治大地、和互相服事的價值。」這主張的傳統資本主義版本是：資本主義似乎是暫時最有效地「養活」全球人類、和給予人較大發揮自己空間的制度，我們應相信這經濟制度下一切看來沈悶刻板的工作，最終可推動社會經濟繼續向前，間接使人類「互相服事」、實踐「管治」大地的使命。這是不少美國商場信徒的立場。（參Nash,Believers in Business, 1996，中譯為《商場聖徒》。）
然而這些價值並不能憑一人之力可以充分實踐，若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經不再朝著這方向走（如到處皆是唯利是圖的惡性競爭、為政治角力大量浪費資源、毫不關懷社區的個體主義、剝削第三世界勞工市場的跨國公司等），這工作內在意義就會近乎被架空成為口號和烏托邦。
另外，任教紐約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的Sennett於一九九八年曾寫過一本暢銷書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中譯為《職場啟示錄》），也批評新資本主義下的彈性制度和團隊迷思，產生大量長期短工（permatemps），使人失去對工作的自我身分，焦慮增加，結果就如英文書名所示，人的品格會受到侵蝕。就算看來有權可以做點事的有信仰的較高層管理人員，有調查顯示他們的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感與其他公司只有微薄的分別。
香港人也開始體會到這點，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投入職場的青年人。沒有學位的固然常被勸喻要有心理準備成為經濟轉型的犧牲品，在香港考獲學位的也不見得有甚麼優勢。九十年代的大學學費由萬多元急升至十多萬元，大專生紛紛借政府錢讀書，出來找工作卻沒有以往大學生專利的高薪厚職或長工；數萬元的債項，加上近年經濟消沈，上一代既得利益者不願分享社會資源（例如「新」入職的學位教師工資可能要與文憑教師的一樣，其他原有教師仍可按從前的薪級點計算），結果很明顯，這群人幾乎註定要成為未來十至二十年的香港經濟犧牲品，並且自我形象嚴重受損。超時工作，校長「駛到你盡」，的確是要默默接受。「按興趣找工作」、「自我實現」，可能只是某一代生於順景的人或僥倖者的詞彙而已。
教會的意見領袖和有權力調配教會資源者仍然可以大義凜然地說教會應批判這社會現象，然而筆者必須指出，我們不可純粹批判，卻沒有系統地實際參與文化、教育和政制（及有信仰的商界領袖的支持），嘗試重建上述內在意義，為社會締造（或具體建議）較合乎基督教信仰和較合乎人性的職場和商業文化，否則這基本上對個別信徒的職場生涯是毫無幫助的。Hill在JustBusiness中說到大企業妄顧市民利益時，也只得以民主政制的制衡力量作為出路，可惜這類機制在香港暫時似乎沒有甚麼作用，教會也沒有帶頭做些甚麼。
基督教信仰向來在鼓勵信徒積極投入社會建設（包括工作）時，都會以天職觀賦予神聖意義，然而工作內在意義漸漸減弱，可以怎樣？筆者認為可嘗試將「工作內在意義」與「投入工作活得精采」兩概念脫勾，好讓信徒仍可以積極地生活，仍可以對信仰之超越性作出回應（雖然未必全面）。因此筆者對服事職場信徒的膚淺意見是：一．第二段所講的外在意義也是好的，不需要放棄，信徒大可以安心地在那些方向尋求意義，無須過份煩惱這是否聖俗二分，因為沒有聖俗二分的人，大都只有這些意義可追尋。二．強調職場（workplace，而不是較宏觀的經濟市場marketplace）中對身心靈的全面關懷或靈修。三．重視基督教較個人方面的工作倫理的探討和實踐，尤其是不同行業的特色。
筆者並不認為職場是大染缸，因為世上沒有甚麼地方特別神聖，然而我們在甚麼地方也當了解形勢，想一些比較實際的對策。（因此標榜幾個傳奇的成功基督徒商人故事，在此刻起不了甚麼作用。）總結而言，初步看來今天很多工作的確失卻了或多或少的內在意義，信徒覺得工作沒有意義主要原因並非源自聖俗二分的思想，只是經濟制度變化的結果。這是個人改變不到的，所以追求外在意義、從靈修角度學習安然面對、和持守基督教工作倫理，似乎是較合適的回應，或許我們也應首先由這角度建構天職或召命（vocation）的處境性個人層面版本。若然要講批判和影響，就請那些有權力調配教會資源者和（對外或對內）做思想批判的意見領袖先研究一些綱領，再看看可以怎樣。
本文原載於《時代論壇》2000年4月23日，第6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