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折騰了整天，大概晚上七時才能回家。因為要趕稿的關係，放棄了一星期至少在星期天下廚的「基本服務承諾」。捧著外賣便當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一個問題：「我，為甚麼還要煮飯？」
從經濟效益角度衡量，兩口子的家庭單位計算煮飯，是極為不划算的。其一，我們這些在超級市場文化下成長的一代，已近乎喪失了到街市買菜的能力，一棵蔥、一棵薑也要跑到超市買，價錢自然貴。而且，超市貨品的包裝最惱人，燒兩口子份量的菜，樣樣也得買一些，卻又每樣也剩一些；要是明天沒有時間煮飯，東西放了一、兩天就得丟掉，結果燒一頓飯，白多付了半頓的價錢。兩餸一湯，動輒用上過百大元，還沒有把燒煮的工錢、水電煤的費用計算在內。那邊廂街頭巷尾的茶餐廳，晚市供應各款家常小菜，有菜有肉，還有白飯例湯，兼送熱飲，還只不過是三、四十元。簡單一點，來個叉燒油雞雙倂飯或者日式滑蛋吉列豬排便當也不用三十塊錢。連地鐵站也有「無味精老火靚湯」賣了！
再說，現代女性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晚上八、九時才下班，難道還跑去買餸、弄到十一點晚間新聞才吃飯不成？難怪「無飯夫妻」已經成為香港這十多年來的普遍社會生態。
表面上，這社會現象是由實際原因驅使的；但背後推動這生態改變的真正動力，其實是由歷史所造就的一場革命。
「七十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實施免費及強制性教育，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大大提高；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香港大量工廠於七、八十年代北移，香港的經濟結構改變，香港女性有機會由『工廠妹』躍身為白領，商業機構的管理和領導階層需要大量本地人才，一直由男性統管的精英社會有必要開放，接受女性立足」（註一），是社會的發展給予香港女性一個機會從中國傳統父系家庭的角色走出來。整個社會的家庭生態、兩性在家庭的角色就產生了巨大的、不能逆轉的變化。走出廚房，才有機會走出男性主導的家庭。等了世世代代的一場革命啟動了，就如一軌開動了列車，不停向前推進，不走回頭路。
雖然我們這一代，沒有經歷舊中國三妻四妾、殖民地「妹仔」制度的對待，但這種走出廚房的革命思想，卻不知不覺成為了我們血液內的白血球體，隨時候命，對任何逆轉革命的思想或行為作出強烈抗爭。不只一次和女性友人談論到為丈夫煮飯，便如觸動她們的神經反射。她們立即咆哮抗議：「男人肚餓了不懂得自己煮飯吃嗎？為甚麼一定要女人服侍男人？」
為甚麼我們落得如此歇斯底里，教男人生人勿近？原來我們一開始便捉錯用神！看看法國，人家是女權主義的革命先鋒，自十九世紀初已經爭取女性在選舉、教育以及就業的權利。但人家爭取女性的公民權利，是建立在全然接受——不、不只是接受，應該說是擁抱、甚至是高舉女性在家庭以及社會內的獨特的角色及功能的基礎上。他們的論點是，一個公民社會內的單元，就是由一對擁有獨特但平等特質的夫婦組成的家庭；女性在家庭中作妻子以及為母親的教化、生育以及管理的功能，是一個公民社會內不可或缺、不可取替的力量。沒有女性參與的公民社會，是注定失敗的。由始至終，法國的女權主義者所爭取的，是參與公民社會的自由，而不是在家庭內履行天賦職分的解放。到了今天，法國人仍然認為懂得煮飯的女人才是好妻子的材料、生兒育女依舊是一個真正女人的成全。你說人家守舊、傳統嗎？人家卻是樂得水乳交融、浪漫風流，教人羨慕得咬牙切齒。咱們以為自己很前衛？但香港的女人大都不快樂。
我想，能夠生於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倒實算是幸福的，因為還趕得及在這轟轟烈烈的女權主義革命巨輪壓來之前，從母親那一輩的女性身上受過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的熏陶。若再有人問我，「為甚麼還要煮飯？」我會對他說：「女人為男人煮飯，不是為了解決肚餓的問題，而是女人表達愛情的一種幸福方式。」
嗯，我實在不是幹這場革命的好材料！
註一：參 Eliza W.Y. Lee (ed.), Gender and Change in Hong Kong: Globalization, Post Colonialism, and Chinese Patriarchy (Vancouver: UBC Press, 2003).
文章原載於「格思」iQuest.hk – Quest Institute 的網絡事工。Quest Institute 由一群基督徒創辦，是香港政府認可的非牟利文化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