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流浹背，卻不足糊口…
窮忙族阿強的眼淚
這是五年前的一次相遇。
五年前，某一個中午午飯時間，我為了準時呈交董事會一份季度報告，便留在辦公室趕工。其間，我上洗手間的時候，突然嗅到很濃很刺鼻的氣味，原來是外判清潔商員工阿強正在偷偷在洗手間抽煙。性情暴躁的我當塲斥責他之不是，阿強道歉之餘，眼泛淚光、一臉無奈地哭訴他偷偷抽煙之由來。
原來阿強日間這份清潔工，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10小時，才僅得約4000元的月薪，實在不足養活一家四口。所以他另外兼做一份夜間5小時的清潔工，多賺2000元月薪，才勉強維持一家生計。加上他家住天水圍，上班下班差不多花近3 小時，每日外出工作就足足用上18小時，這令他身體、精神都疲憊不已，所以要偷偷抽煙提神、減壓。我聽罷，立時火氣全消，心裡更為剛才大發雷霆而感到歉意。
我又好奇問阿強，為何不領取綜援呢？因為像他一家四口應可領取每月近萬元的援助。他卻很自豪地反問：「有手有腳，為何要靠社會援助？」他更說，他做兩分工雖然辛苦，但卻可自食其力；雖然只勉強養活一家人，但卻感覺很有尊嚴。我內心對眼前這位一臉倦容、皮黃骨瘦之中年男士肅然起敬。自此，我對這群在香港稱為「在職貧窮」（working poor）、在日本稱為「窮忙族」的朋友多了注意。
之後，我特意帶同自己驕生慣養的兒子一同走訪了幾個與阿強類似背景，月入僅4000至6000元的家庭。他們有住在舊區的板間房，而有些住在偏遠的公屋；有些更因兩夫妻長時間外出工作，沒有時間照顧子女，時刻擔心子女獨留家中之安全或外出學壞；亦有些因年老被裁，卻又得不到應得的長期服務金或退休金。後來我發覺這現象並不是一小撮人的個別例子，而是一個不斷在惡化的社會經濟問題。
根據統計處2009年上半年的數字，月入少於3000元的人口約130,000（1998年為63,000人），少於4,000元的人口約400,000萬人（1998年為237,000人），少於5,000元的人口高達500,000萬人。若根據國際標準，收入少於家庭入息中位數便定界為窮忙族家庭（香港政府稱為低收入家庭），在2008年末卻高達265,500戶，佔全港住戶人數百份之十二強，連同近220,000綜援戶，貧窮戶接近500,000戶，佔22%多。
多了與這群窮忙族接觸，這些年間，我腦海中時常被以下幾個問題縈擾：
1. 經濟發展、經濟轉型究竟為了誰（economics for whom）？只是為了一少撮人（economics for a few），抑或是為了普羅大眾（economics for all）？
2. 像阿強般的窮忙族，他們寧願自力更生、汗流浹背，卻仍不足/僅夠糊口，但不願領取較高金額的綜援，以換取他們口中所謂之「尊嚴」（dignity）；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是否在「肯定」他們，抑或在「懲罰」他們呢？（按：筆者此文集中討論窮忙族的問題，並非對領取綜援人士有任何歧視，請讀者留意！）
3. 為了肯定自力更生之尊嚴，我們應否如已故教宗若望保祿在《工作通諭》中強調的「工人優先」原則，促請政府、僱主等盡力提供就業機會以及足夠基本生活的工資？這又如何於香港人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呢？特別是，這些低學歷、低技術窮忙族在市場上並沒有議價能力，若不對最低工資立法，又如何可以落實呢？
4. 最低工資是否真的會，如一些學者所言，加劇失業問題？若為最低工資立法，應訂定在哪一個水平？對於那些佔全港絕大多數、艱苦經營的中小企，它們又如何承受呢？
5. 我過去10多年來所倡導「率性、盡力、侍人……」等職場神學觀念，與這群窮忙族有何意義？談這些價值，對這群「搵朝唔得晚」、「手停口停」人士，是否一種奢談、奢望？而這些觀念又是否僅限於如筆者般中產、專業背景人士之玩意兒而矣？
6. 經濟公義（economic justice）應否列入職場神學議題？當我們談論經濟公義時，又是否只限於交易公義（commutative justice）而已？又應如何處理，和有沒有能力處理？
我們香港教會素以中產人士居多，深受自由市場經濟觀念的薰陶，信仰亦多求一己安身立命，鮮對經濟議題作出批判；經濟公義、分配公義對我們實在非常陌生，更遑論如某牧師所言，教會應為社會財富再分配之其中一媒介；這是否真的遙不可及嗎？
五年過後，我宥於能力所限，對以上問題仍在尋索當中；但五年過後，阿強的眼淚，仍繼續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