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是一個空間。可是，關乎職場的神學，可以極盡包羅職場的種種，就是鮮見對「職場」空間本身進行神學反省，與各種當代空間理論進行對話。充斥在基督教坊間的，雖然專櫃的標籤是「職場神學」，但我們找到的，是職場倫理（商業倫理）、職場心靈治療、職場靈性引導、職場勵志小品、職場自處心得等等，就是鮮見把職場本身視為主體，又是用神學語言來進行敘事的文本，我想，那才算是「職場神學」。
職場，是一項實踐。所以職場神學，必然是關乎實踐的政治神學，就像女性神學和聖經社會修辭批判那樣。不是在職場裡尋找道德空間（例如傳統的見證時刻），也不是把贏利行為說成新道德（就像那些吹噓搞生意就是全職事奉的創見），而是看見職場的道德性。職場╱市雜，是一個經濟空間，那裡進行日常生活的物質交換（包括勞力），所以職場神學就是關乎物質交換的神學反省。物質的交換，就是最基本的倫理實踐，所以舊約律法有大量關乎經濟活動的規訓。即使中國，亦有大量關乎敬業樂業的倫理規訓，可是在港基督教裡，不是在職場僭建一個宗教國度（盡量擴展非工作的傳道空間），就是在職場開拓一個個人王國，然後掛上「全是恩典」的牌匾。宗教化的贏利（賺取靈魂），和世俗的私人贏利，兩者都是把職場非道德化，讓信仰跟日常生活的公義要求脫鈎，這要求卻是律法書或福音實踐的核心。
職場神學，是政治的。即使是目前在港流行的那一個型號的職場神學，它還是政治得很。這一個版本的職場神學，雖然有它的美國根源，但它已經跟本來諸如維真神學院的版本不再一樣。就如任何具政治色彩的神學，這一款職場神學有它的抗爭對象，而這一回要對抗的，乃是「堂會神學」。職場，它的對立面是牧場╱工場。職場神學，只是某一些人的職場神學，那是屬於某些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職場論述。它談論呼召、全職事奉、使命、神學，可是它談的姿態不再一樣，而它感興趣的，不是把宗教翻譯為世俗，而是把世俗翻譯為宗教。
稱得上論述（discourse）的，都有一種凌厲的氣勢。那個徹底陷入世俗的新基督徒使命，力爭自我安置為全職事奉，把傳統的全職（堂會）事奉趕下台，還引用這個那個神學來引證（先不談引述之優劣），好像神學就只此一家，全職事奉的新定義被這大寫的「神學」按手就職。去年九月，一個名為《廿一世紀帶職宣教的趨勢與挑戰》的講座上，黎基傳牧師主講帶職作為宣教策略的不同模式、重要性和投身資格。會中一個回應令我印象難忘。他一連作出四項反擊：不認為工作和事奉對立；不認為宣教等於佈道；不認為勸人歸信才是有果效；不認為帶職就要跨文化。他還模仿黎的提高聲線和姿勢，呼喊出最要緊的事──是神學和聖經，置換了黎先前呼籲的語言裝備。這回應力銷的，正是目前氣勢最凌厲的那一款職場神學。他說神學重要（還拋出一堆名詞如教會觀啦、創造觀啦），筆者並不否認，但他給人一種印象，神學只有一種，職場神學也只有一種，所以才可以反客為主，談笑風生的揶揄主講講員的全場佈陣。他似乎忘記了帶職宣教根本是差傳世界的語言，他就像是一個華人，批評菲律賓話難聽，還用華語標準，試圖糾正這種難聽的口音。
這回應所代表的，正是一個基督教裡的老闆階層，他們唸得神學，又自覺工作有點成就。可是在傳統堂會，那種堂會式事主上算的論述裡，他們的努力被滅聲。如今，他們在職場神學裡找到救贖，找到翻身，重返聖徒寶座，不再是甚麼愛世界不愛主的堂會邊緣人，目前傳揚著他們的新新福音異象。如此，見證著一次知識的政治性。
如果知識的政治性不可排除，我們還是要問：現在的職場神學沒有談論誰？我相信，它沒有談論願意跑到封閉國家，同樣是專業人仕、同樣受過神學訓練（或者不是同一種神學）、同樣委身上帝作帶職宣教的中產信徒；它也沒有談論夠不上中產，甚麼CEO啦、PSF啦，跟他們生活沾不上半點關係，職場只能是超時低薪工作的平庸信徒；它也沒有女性的聲音，似乎這一款職場神學，只是男人的神學（似乎未見女性代言人），講求贏利、講求傲視同群的男性價值。
不過，隨著更多神學院、更多機構、更多神學工作者參與討論，筆者希望，職場神學自身可以開展出屬於更多市井之輩的聲音（不只是市井貴族）。當然，更願意看到的，是神學能夠戀上物質，談談買賣、談談市雜。
（筆者唸完兼讀神學，正進修文化研究，全職從事金融業務）
本文原載於《時代論壇》2004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