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自由經濟是真實還是謊言？一位自由市場發燒友的疑惑……
（上文摘要）友人兒子George在美國著名學府唸經濟，崇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思想。適逢本年初，華爾街日報跟傳統基金發佈201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指數，香港連續16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George一向對香港之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趨之若鶩，便計劃來港作實地考察，問我可否為他安排會見不同階層人士。我答應了他，作了以下安排。
我為George安排了連串會面，首先約見了香港政府之財金官員Lawrence，第二位是對沖基金經理James，第三位是資深物業投資者Danny。三個約會之後，George心裡已感到不是味兒，隱約窺見香港最自由經濟之名，名不符實。接着， George訪問了一位本地屈指可數之大型綜合企業之高管Teddy。
之後，我帶George探訪一對中產夫婦Peter同Emily，在他們家中聊天。當他倆很好客地讓George參觀他們建築面積約600平方呎房子，George很快便察覺地方不合比例地狹小，他問：「房子實用面積多大？」他們苦笑地回答：「約300多、400呎不到……」又搖頭嘆息說：「很多香港人好似我地一樣，花了大部份積蓄及每月入息，節衣縮食，來『供養』全球數一數二呎價平均最高、實用面積卻最低的『發水樓』。」他們還訴苦地說：「香港之畸型樓市實質將很多香港人財富轉移到少數發展商口袋裡，他們變相為這些發展商打工。」George終於明白，財富透過樓市由一眾「小市民」轉移到少數「大富豪」手上。
之後，我又帶George走訪家住公屋亦在公屋商場經營家庭用品生意之小商戶阿群。阿群最近因領匯瘋狂加租，令她經營之商舗百上加斤，面臨結業之苦。她抱怨地說：「在港經營小生意極為艱苦，搵埋都唔夠比租！」尤幸她一家住在政府提供之廉租公屋，子女享有12年免費教育，看病亦享有廉價、政府補貼公共醫療服務，以致生活縱然艱苦，尚可捱得過去。我亦借此機會向George解釋：「香港雖以自由市場名聞遐邇，骨子裡卻實行「一地兩制」；在營商領域上，極之資本主義式弱肉強食；但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及公營機構幾乎一手包攬，如公共房屋（約一半居民居住）、教育、醫療、福利等服務，這一方面卻徹首徹尾社會主義模式。」George是自由市場擁護者，對這點當然大感失望。
最後，我攜同George探訪獨居深水埗板間房、從事外判清潔女工阿美。阿美每晚工作6小時，月入3400元，房租已佔收入一半。為生計，天天在大街小巷拾荒變賣，每天可增加十多、二十元收入。我亦借此機會告知George，由於最低工資在港爭拗多年，至今尚未立法，在香港像阿美般、月入低於5000元在職貧窮人士超過50萬人，亦有10萬人像阿美般蝸居於籠屋、板間房及天台屋等惡劣環境。George詫異地說：「香港擁有第一世界人均GDP，卻亦擁有第三世界貧富懸殊指數；香港為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卻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上世紀60年代般惡劣環境。」
George完成在港考察，離開前，總結他所見所聞之成果。他原為自由經濟這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本來對香港這號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是充滿憧憬及期待；但訪港以後，發覺香港某些地方如對資金、人才、資訊、貨物、服務、技術等流動確是非常自由，但在為數不少行業如能源、港口、交通以至超市等都充斥寡頭壟斷；而與港人息息相關之房產，官商共同主導之有形之手隨處可見，例子俯拾皆是；加上政府及公營機構包攬絕大部份之社會服務，而約一半香港居民亦住在政府所提供之廉價公屋。以上種種原因，George對香港經濟自由之程度改觀，香港經濟並沒有如他想像中、期待中那麼自由。香港尚且如此，其他國家或地區，更可想而知。他不禁重新思考他所信奉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開始懷疑它是否只是另一套不能完全實現的理論、另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已。
George從前深信不疑：只要經濟進步、蛋糕做大之後，每個人自然都會得益，只是每個人得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極之反對大政府主義、福利主義、分配主義，亦反對最低工資立法。但他透過這次訪港所見所聞，目睹所謂「小政府、大市場」背後，實為「小政府、大財團」，「小市民、大富豪」，「小商戶、大業主」；權力一面倒向後者傾斜，財富亦一面倒從勞動（labor）流向資本（capital），釀成貧富兩極化，利益分配嚴重失衡，民怨沸騰。在他眼中，香港假自由經濟之名，富豪治港為實（plutocracy under the disguise of free market ideology）。他嚴肅地反問我：「香港人──最自由經濟有何意義、有何價值？最自由經濟對誰最有意義、對誰最有價值？你們是否如Lawrence 所言，對它與有榮焉？」
林建國（資深企管人）
本文刊載於：HKPES《職報》九．2010
